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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是写史的,我该从哪本入手?为什么?
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两部史书皆已拜读,就读史感想略陈一二。
吾本一农,学历初中。辍学务农,劳于田垄;羁游负贩,累乏幽明。成家始自贫困,日逐温饱;悟道积于常情,书慰暇时。余初甚爱诗词对联,晨读熟记,劳做玩味,竟能消解乏累。渐思提笔书吾心曲,奢能以简言概括精准,遂学古文,词赋以佐修辞。牧牛雨中,冕旒冠带;心布四野,得拥风云。张图壁上,伫望冥想;跻身古籍,侔齐古人。有此妄想,更滋嗜读之癖。读有感发,或诗或文,未尝有间。自兹劳乏筋骨有余思,执卷消长夜,易苦召甘,自娱其乐。
吾每读书,必原文无注释版本,朝读以记,日劳释思,稍有存疑,书店查稽考证,比较内省,略同殊异。吾先读《聊斋》,慕蒲公志异博***;次涉《史记》,效太史公语意精深。人物简言数语,勾勒性格逼真。观盛衰成败,长河聚多少血泪;览古今得失,历史唱几许悲歌。纪***一连贯,寻章便能入胜;编年纷繁错落,觅句亦可出神。其中檄文如刀,先声夺人,呈杀伐辞***;又有谏诤剑指,直揭时敝,招夷族之祸。亦或躹躬尽瘁,死而后已;亦或明哲保身,退隐知机。皆为鉴照,以正斯人。
读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***使穿越自拟,步王侯将相履迹,必先修身易性,韬光养晦,任贤用能,远离声色;是以粗通文史,览儒学道家精典,辅易经智慧,进退随机,安贫乐道,近抚清风。
若此事料在先,虽不能侔齐诸葛;事后总结,评论亦可不落俗套。读史如斯,盖为此也!
其实都不建议,因为不论你看哪一本,都看不出东西出来,正史写得很空泛,
想看出东西,不如先从各史学家写得通史开始,比如白寿彝、吕思勉、傅乐成、范文澜、伯阳、钱穆等,都写过中国通史,特别是吕思勉和钱穆的可以看看,
看了两本后,找几本唯物史观的史书看看,再看看韩非子,
如果这时候想看正史了,再可以看看正史。
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,这两部作品都是不朽的作品,但这两部书记录的历史年代不同。
一、从记录年代和字数上
《史记》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共130篇,约526500字。
《资治通鉴》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写起,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征淮南停笔,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,全书294卷,约300多万字。
二、从创作时间和题材上
《资治通鉴》作者历时19年之久,是一部编年体史书。
三、从阅读群体的对象上
史纪是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居24史之首,古代史书的通称,全书从黄帝至汉武帝3000多年历史,创史绝学。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,从春秋至宋1362年史记载,从史兴衰发展,沧桑变化更真实描述史学概论,是史学巨著。鉴于从史记学习更能系统认识历史,源自史学之始,然后学习资治通鉴,才有全面认知历史提升高度。
这两本书都可以称得上史学巨著,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。但是,两本书成书年代,作者不同;在记录形式,题材方面也都各具特色。
首先,二者在记录的年代不同。西***司马迁著书《史记》,是自发的行为。也就是说,司马迁是自愿耗时耗力编写这本书的。主要记述年代是从三皇五帝到司马迁当时的时代,也就是汉武帝时代,前后一共三千年的历史。。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远远晚于《史记》,是北宋丞相司马光在***授意下编撰的,主要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这段共1362年的历史。
这样一对比,也就不难理解后世为什么将《史记》作为二十四史之一了。就资料的真实性、可信度层面而言,《史记》更受后人的推崇。
还有,两本书所用的记述形式也各具千秋。《史记》是纪传体通史,而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体通史。通俗来讲,纪传体是根据人物来记载历史,是人物真实的故事汇聚成的。编年体就是根据历史发展顺序来记录的,也就是方便国家追溯朝代历史之功用。
两本书的叙述方式同样富有艺术价值。《史记》的文学色彩更浓厚一些,艺术价值也就更高一些。所以,个人建议,有时间还是多读《史记》。
《曾国藩家书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?对后世有什么影响?
《曾国藩家书》是曾国藩写给家中兄弟和孩子的书信合集,由于他常年在外带兵打仗,自己的所思所悟都是通过家书的形式传达给家人,他也正是用家书来教导兄弟儿子如何学习、做人,写得很全面,就是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潜心阅读!
《曾国藩家书》是曾国藩的书信集,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,近1500封。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,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、治家、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。
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,形式自由,随想而到,挥笔自如,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,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。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,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。
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、文学家,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,显示了他恭肃、严谨的作风。
在为人处世上,曾国藩终生以“拙诚”、“坚忍”行事。
他在致其弟信中说:“吾自信亦笃实人,只为阅历世途,饱更事变,略参些机权作用,便把自家学坏了!贤弟此刻在外,亦急需将笃实复还,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,日趋日下也。”至于坚忍功夫,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。他说:“困心横虑,正是磨练英雄,玉汝于成。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,一味忍耐,徐图自强。因引谚曰:‘好汉打脱牙和血吞。’此二语,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。余庚戌辛亥间,为京师权贵所唾骂;癸丑甲寅,为长沙所唾骂;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;以及岳州之败,靖港之败,湖口之败,盖打脱牙之时多矣,无一次不和血吞之。”
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,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,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,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:“另起炉灶,重开世界,安知此两番之大败,非天之磨炼英雄,使弟大有长进乎?谚云:‘吃一堑,长一智。’吾生平长进,全在受挫辱之时。务须咬牙励志,费其气而长其智,切不可徒然自馁也。”
在持家教子方面,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,努力治学,睦邻友好,读书明理。他在家书中写道:“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。……弟每用一钱,均须三思,诸弟在家,宜教子侄守勤敬。吾在外既有权势,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,流于佚,二字皆败家之道也。”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,努力治学。他常对子女说,只要有学问,就不怕没饭吃。他还说,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,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,子孙不肖留亦无用,子孙图强,也不愁没饭吃,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。在治军用人方面,曾国藩对于武器和人的关系,他认为“用兵之道,在人不在器”,“攻杀之要在人而不在兵”。在军队治理上主张以礼治军:“带勇之法,用恩莫如用仁,用威莫如用礼”,“我辈带兵勇,如父兄带子弟一般,无银钱,无保举,尚是小事,切不可使他扰民而坏品行,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,个个学好,***成材”。为使官兵严守纪律,爱护百姓,曾国藩亲做《爱民歌》以劝导官兵。在战略战术上,他认为战争乃死生大事,应“先求稳当,次求变化”。在用人上,讲求“仁孝,血诚”原则,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。选人标准是“崇实黜浮,力杜工巧之风”,因而石达开说“曾国藩不以善战名,而能识拔贤将”。曾国藩的幕府就是一所人才培训基地,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华蘅芳等都在其左右共事。到此,以上就是小编对于通城县易学文化学术会议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,希望介绍关于通城县易学文化学术会议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