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，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关于白居易学术会议的问题，于是小编就整理了3个相关介绍白居易学术会议的解答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中国赋学之父是谁？
是龚克昌先生，1933年出生于福建漳州，祖籍南昌。出版辞赋研究专著的学者，著名辞赋文化专家，汉赋学术泰斗，中国辞赋史家，中国辞赋研究界权威。现任山东大学著名教授、编辑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---山东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辞赋家协会荣誉***，山东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，洛阳大学辞赋研究所名誉所长，兼全国赋学会会长，全国赋学研究会会长，中国青年古文学研究会学术总监。山东省拔尖人才，享受***院特殊津贴，洛阳大学特聘教授，鲁南辞赋协会总顾问、辞赋骈文网顾问等。
他的代表著作有：《汉赋讲稿》、《汉赋研究》（美国东方学会英译出版）、《汉赋新选》、《楚辞选译》、《白居易诗文选》、《先秦诗歌选注》、《司马相如传》、《屈原赋选译》等，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。《汉赋研究》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年出版,1990年再版。另有两部重要的学术巨著《中国辞赋研究》(79万字)与《全汉赋评注》(101万字)，把其辞赋研究成果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庾信。
从文学角度讲，《哀江南赋》的叙事里金陵之祸和江陵之祸是双峰并峙的重点，甚至江陵之祸的分量还更重。
因为从写作目的讲，哀江南赋是庾信对半生悲苦荒唐的全面回顾，而庾信之所以背井离乡作秦国客，原因正在江陵之祸。金陵之祸后庾信和同僚们虽然怆惶不堪，但犹得为楚臣，江陵之祸则让这一切彻底崩毁。所以无论庾信是否亲近萧绎，萧绎都必然是他重墨所着之处。
东方学院名字由来？
东方学院是一所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，其名字由来有以下几种说法：
1. 起源于“东方文化”的独特性。东方学院成立之初，其创办者们就希望能够通过教育和研究，探索和传承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和传统价值观，并为推动文化多元化和交流做出贡献。因此，“东方”这个词汇被选作学院名称的一部分，体现了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定位。
2. 引申自“东方大学”的历史渊源。据悉，东方学院的前身是于1993年成立的“东方大学”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以中外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大学之一。后来，东方大学逐渐发展壮大，不断拓展学科领域和国际交流合作，最终演变成为今天的东方学院。
3. 取义于“春风化雨东南地，人间四月芳菲尽”的经典诗句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东方学院的名字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一诗中的名句“春风吹散东方雨，人间四月芳菲尽”。这句诗意蕴含着对自然和人文的热爱和崇敬，寓意着东方学院希望能够像春风一样，轻盈、温暖地影响每一个学生和员工。
总体来说，东方学院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，其名称涵义丰富，寓意深刻，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思想的有机结合。
为什么唐代中叶以后，读书人会有在山林寺院读书的风尚？
在唐代，学子们入仕以前，一般都过着艰苦的读书生活。正所谓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（颜真卿《劝学诗》）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这样的观念在唐代是很正统的。当时的书生都是自幼拜师求学，要读的书很多：先是读《孝经》《千字文》来认字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为宋人所作），然后通《五经》，还要读各家的注解，比如读《春秋》，就要《公羊》《谷梁》《左传》都读，唐时《二十四史》已经陆续有了前十几部了，也都要熟悉，数量是很大的。
自汉代起，太学作为中央所立的最高学府，是全国教育的中心。汉末世乱，太学衰落，学术不昌；进入魏晋南北朝后，随着佛教的发展，研究佛教的学者也逐渐增多，而且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人才多出家为僧，一些有影响力的***在山林寺庙中聚众讲学，也渐成一种风气。读书人寄居寺庙，一方面是为求学，一方面也可以暂时躲避乱世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南方已经比较常见。隋唐之际，也有一些饱学之士在山寺中或自学修身或教授***。唐代初年，国家政治和社会较为安定，中央设置了太学、国子学等，各地州县也有学校，官学得到复兴，人们也没有躲入山林的必要。武则天时期，由于她本人非常崇佛，又不吝惜以官职来取悦于下，所以学校的发展趋于滞缓。到了***年间（713—741）以后，读书于山林寺院渐渐成为风尚而流行。
“世间好语书说尽，天下名山僧占多”，佛教重出世离尘，故而很多寺庙建于山林之中。当时北方的终南山、华山以及长安南部山区、嵩山及其附近山区、中条山、太行山、泰山及附近山区，南方的九华山、庐山、衡山、罗浮山，以及西南四川的青城山、峨眉山等都是知名的学习讲读中心。扬州自隋唐以来就是东南最大的水陆交通中心，也是头等的商业大都市，而无锡、会稽等江浙城市，也是人文繁盛发展的中心地区，所以那里的寺庙中自然也聚集了不少士子。敦煌作为西北一带的宗教文化中心，也有很多寺庙主办的学堂。唐代城市化的程度远不比当今现代社会，人们并不是都集中居住于几个大城市中，散居山林也是较常见的。而且寺庙，尤其是山寺，在历代战火中受到的破坏较少些，因之也能保存和藏有更丰富的图书；山中的美景胜迹，也足以供人们流连吟赏……这些对于文人士子来说都有不少吸引力。
在历史的记载中，唐代前期出身于寺庙的宰相有近20人，他们是韦昭度、张镐（王屋山）、徐商（中条山万固寺）、张仁亶（白鹿山）、房琯（陆浑山）、杜其裳（嵩山）、李逢吉（庐山）、朱朴（庐山）、杨收（庐山）、姚崇（吉州禾山）、李泌（衡岳寺）、刘瞻（罗浮山）、段文昌（广都华龙山）、王播（扬州惠昭寺）、李绅（惠山寺、剡中寺院、华山）、张浚（金凤山）、齐抗（会稽剡中）、柳璨（林泉）。上述除了房琯为世家子弟之外，其他都一律出身贫寒。唐中叶以后，各朝宰相共一百数十人，而僧寺出身的有17位。除此之外，许多大文学家、诗人如陈子昂、李白、白居易、徐彦伯、刘长卿、岑参、高适、李华、钱起、孟郊、李贺、吕温、符载、刘轲、杜牧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李端、王建、顾云、顾况、杜荀鹤等；名臣如颜真卿、孔巢父、李栖筠、崔从、韦群等，都曾在山林寺院[_a***_]习和生活过，由此可见当时世风。
唐代出身于寺庙的读书人，大多是俗家人而非真正的出家人，这也说明当时寺庙进行的是普通教育，而非专门的佛学教育，其功能和民间学校相同而非佛学研究场所。唐代后期武宗会昌灭佛以后，勒令僧人还俗，还令寺庙出身、甚至户口就在寺庙的国子监学士、进士等都改入道门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不少读书人出于寺庙这一情况。其实读书人在寺庙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，有时连基本的生活费来源都很难保证，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；读书的条件想必也很艰苦，如果没有烛火就要靠烧柴草来照明。他们忍饥挨饿、寄人篱下，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考取功名，实现心中的理想，改善自己的状况。寺庙因为有戒律，也碍于当时的社会风尚，不会对他们做出驱逐等失礼之事，但未必全会好好相待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住在寺庙中的读书人，有的很快就能找到出路，有的却一住就是一二十年。我们知道，北宋的一代名臣、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少年时也曾有过住寺庙，边喝“冻粥”边刻苦攻读的经历。从范仲淹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的士人求功名、走仕途的艰辛。
